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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诗性精神的写作  

2014-08-05 13:42:11|  分类: 诗歌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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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诗性精神的写作
               ◎马建辉


    随着世俗生活对于人生的支配意义日益趋强,人们诗性精神上的诉求日渐虚弱。这是资本活动和市场原则向社会文化生活各个方面不断渗透、消费主义倾向在一些领域尤其是文化领域的统治力不断增强的结果。贪婪的世俗生活不仅规约了人们的日常活动,而且还搅动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从而把一些人的精神生活变成世俗生活的一部分。当一些人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物质”的时候,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灵魂也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物质”。诗性的精神需求在有的人那里不断遭到蔑视,一些在物质生活领域的巨人,在精神生活领域变得矮小不堪。读普冬的诗,第一个印象就是其诗是贴近诗性精神的文本,她彰显了诗歌在这个时代对于人的诗性精神的建构意义、对于颓败的精神的拯救意义。
  在普冬的诗里,诗人与一些圣洁的灵魂和精神的意象交流对话,探寻诗性精神的表情和特质。莫奈、仓央嘉措,故乡、阿尔罕布拉宫,鹰、角马,茉莉、荷花,胡杨、绿绒蒿,般若波罗密多的月亮、午夜的太阳……我相信,这些名字可以让我们沉浸于意义的符号,它们摆脱了主动性装饰或被动性消费,成为在密涅瓦河畔的黄昏里缓缓起飞的幽灵。真正在深沉的灵魂中与之对话的诗性诉求使普冬的诗放射出一种光芒,她或许微弱,或许短暂,但她使人们看到了真正的诗人的影像。“你的世界,/除了光束一无所有!/你眼睛在夜空里独自发光/静静地,/你眼睛里你的花朵次第绽放/静静地,你眼睛里你的花朵唱成/云雀。夜幕降临,/她们便结成夜莺的电闪//此刻,你/乘一片微弱的月色/把哈佛港的清晨、阿尔卑斯雪/收拾成一队扛风荷的水兵,/而你的花园是地中海的心!”(《睡莲——致莫奈》)“你在西海扬麦粒/喂养的黑蝙蝠是你痴痴的爱情/低低的,在暗夜扑落/近在咫尺。遥远到生死相隔//你为诸佛所爱,诸佛是你/你要要回你的名字——/ 仓央嘉措。我是仓央嘉措。苦乐皆为道场//我手持朗月长风/我为我所持。我持的花在对面开得抑扬顿挫/却不是为我开。嗬四方皆为空云。但我必须跪着”(《走近西藏·仓央嘉措》)。这里是一种对于诗性精神的体验,“在夜空里独自发光的眼睛”、“苦乐皆为道场”,敞开了一种精神性、宗教性存在,她洞穿现实的障壁,逼近人的灵魂。人们常说,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而那些精神领域的巨子们却是置身星空,俯瞰大地。
  普冬坚信诗歌“是向美的”、“是高贵的”、“是世界的”,所以他的诗歌写作大多显示出一种节制的理性。节制性写作在现代的倡导者是梁实秋,其实就今天来看,节制性写作仍是文学创作的一种良好倾向。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文艺创作中滋生了“精神物质化”、“身体失灵魂”、“欲望无理性”现象,这致使无节制的物质化、身体化、欲望化写作滋生蔓延,使文学离开了其超越性精神追求。可以说,精神、灵魂、理性(寓于感性之中的理性)是诗歌安身立命的根本。诗歌当然离不开人的生存,但这种生存不应是一种粗鄙化存在,而应是一种灵魂性、精神性和理性的存在。梁实秋曾在《文学的纪律》中说:“文学的研究,或创作或批评或欣赏,都不在满足我们的好奇的欲望……好奇心的活动是任意的,不拘方向的,漫无别择的;文学的活动是有纪律的,有标准的,有节制的。”“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所谓节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Reason)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伟大的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这些话现在仍是值得文学创作者深长思之的。可以说,普冬不少诗歌作品渗透着一种坚定的理性,这也是其创作贴近诗性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因为只要诗性精神在发挥作用,其写作上就必然会有一种控制,这样,诗才会不溢出诗本身。
  “不知道远方有没有传说中的欢乐/我要去西藏。/兀鹰在头顶若有所思/空云过往是它金边的袈裟//太阳转动一千周/它便证得法身。它一定知道经筒深埋在狮子座下/第几块磉石。哦太阳//太阳,你把西藏鞭打得通红/我的野蛮花朵/温柔狮子、骆驼、青稞、牛羊在天堂/熠熠发光。屋脊上张望的银孔雀是我害羞的女儿//西藏,我必须站到你面前/要是我必须埋葬我的太阳。西藏,我宁愿匍匐在/遥远的路途。”(《走近西藏·鹰》)这首诗是触及灵魂之作,但诗人并没有让诗情泛滥,而是在理性和精神控制下抒情,因而,对于这首诗中的朝圣(精神之圣)意识也必须通过理性和精神去把握才能有所领悟。“春风使铁腐朽;/花儿开到今天。”“那对鸟起初站在一片风/的瓦楞上。后来嘀咕着去了那座桥/但是它确实来过。我午夜的树”。“羊群慢慢变老。/山冈年年绿着。”“有一只雁匆匆经过/天空默默看着让开云路。它不是为爱飞着/不是为恨飞着。它只是飞着”(《美丽谣》)。这些诗作不仅在情绪、情感上是节制的,在思想和文字上也是节制的,诗性精神主导作用明显,堪称洗练隽永。普冬在《诗歌的可能性》中说:“把读者请回来,这是诗歌今天的命题,诗人的命题与思考与责任。作为写作者我深知读者才是诗歌的上帝,我像敬畏神灵一样尊重读者的智慧、想象力和审美情趣。”我想,不是自我张扬和膨胀,而是老老实实、尊重读者、敬重诗歌精神,这也许是诗人创作上体现出来的自制力的一个动力所在。
  在当前一些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创作中,尤其是在网络文学写作中,崇拜平庸的“渎圣”写作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写作思潮。这些写作者或称“写手”认为,崇高、伟大、诗性精神、理性等品质是压抑个人的,只有平庸化,才能凸显个人的存在。所以,在他们“灌水式”的作品中,以拒绝深度、淡化意义、贱视神圣、消解精神为价值取向,封堵了文学通往诗性精神、价值理性和终极意义的路径。甚者对历史文化名人、精神巨匠们进行平庸化“恶搞”,消解其中蕴含的精神、灵魂、理性要素,使文学变成一种毫无节制的世俗生活的同化物。在某种意义上,普冬们的诗作为一种严肃的文学创作,对平庸化写作是一种反拨。我不能确认有多少读者在读普冬们的诗,但我想,只要她存在着,就表明诗歌的诗性精神没有被湮没或消亡,她仍是一种当代诗人们的重要选择。这也是真正的诗歌于人生中始终在场的证据。
  诗性精神是世俗生活中的隐者。报告文学作家邢军纪曾在《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一书的后记中把人们的生活区分为“前院”和“后院”,他说:“前院热闹,明亮,风光,就像是一门显学;而后院冷清,黑暗,寂寞,既放珍宝又安顿鬼神。”“后院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那里隐藏着家族成长的秘密,盘绕着错综复杂的故事,前院那些光鲜亮丽的枝叶,在后院都能找到它们的根系。”诗性精神就是一种“后院”存在,普冬的诗就是一种“后院”写作,她是更多地联系到深沉的“根系”的灵魂写作。就普冬的诗来看,这“根系”指涉自然之根、文化之根、思想之根,其诗是有根的,其中涌流着一以贯之的血脉,所以,她才冠盖葳蕤、生机勃勃。——————————
马建辉:教育部高等学校社科发展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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