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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间代”长诗写作的艺术特质  

2014-11-01 12:46:23|  分类: 诗歌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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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间代”长诗写作的艺术特质

 

吴投文

 

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在多种因素的催生下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长诗写作极一时之盛,巨型长诗纷纷出现。长诗写作不仅需要充足的艺术积累,也需要充分的心智准备,诗人的才情固然是成就优秀长诗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也许诗人的人生阅历是一个更为内在的因素,潜在地规约着长诗写作的艺术质地。优秀长诗的出现离不开诗人自觉的艺术实践,这一过程是长期的,是诗人在充分的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向更高的艺术难度挑战的结果。长诗写作可以说是诗人综合性创造实力的表现,也是诗人的心智结构和人生阅历向艺术创造性充分打开的结果。就此而言,长诗似乎是一种为中年准备的文体,更适合诗人在中年阶段取得艺术上的进展。从作者队伍来看,“中间代”诗人是长诗写作的主力军。长诗创作被普遍认为是更具艺术难度和富有挑战性的诗歌写作,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诗人成熟的标志和艺术功力的试金石。“中间代”诗人大都热衷于长诗创作,也许就根源于追求艺术独创性的内在冲动和确立自己独立诗歌身份的艺术野心。“中间代”诗人的身份焦虑和艺术诉求在长诗创作中有更为强烈的表现。“中间代”的长诗写作不管是数量之多还是质量之高,都已经成为当下诗歌创作界的一大亮点和评论界讨论的一大热点,尤其是从“中间代”长诗的代表之作中可以发现当代长诗写作极为开阔的创造空间

“中间代”诗人普遍有比较良好的艺术素养,应该说,他们的创作起点大都很高,又一直在坚持写作,这使他们对诗歌写作大都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不过,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间代”的诗歌写作面临新的挑战。按照“中间代”概念首倡者安琪的说法:“中间代诗人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诗歌起步于八十年代,诗写成熟于九十年代,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与第三代诗人几乎是并肩而行的。”[①]进入新世纪,“中间代”诗人已人到中年,这一时间节点对他们创作的影响不容忽视。这种挑战一方面表现为“中间代”诗人在艺术上的自我挑战,寻求艺术上新的突破,他们在人生中年的门槛上大概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生命的内在危机需要通过创作转型来打开一种新的写作前景;另一方面则是应对来自外界的挑战,在由新世纪的特殊情势所形成的诗歌格局中,“中间代”诗人要占有一块相对稳固的高地面临更多的压力,“70”后诗人咄咄逼人的气势使“中间代”诗人意识到他们在诗坛的主力地位有可能被取而代之。不管是“中间代”诗人的主体因素,还是客观情势的发展,都对“中间代”诗人构成强力挤压,迫使他们寻求新的创作突破。

“中间代”诗人在长诗写作上表现出强劲的创造活力,在他们的整体创作中,长诗写作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他们大都有非常明确的长诗写作意识,把长诗作为一个创作高标,新世纪长诗佳作的井喷,很大一部分是“中间代”诗人奉献的。根据粗略的统计,新世纪“中间代”诗人的长诗佳作至少可以列举出以下这些:西川的《致敬》、安琪的《轮回碑》、伊沙的《灵魂出窍》、老巢的《空着》、祁国的《晚上》、远村的《大飞》、王明韵的《不死之书》、叶匡政的《“571工程”纪要样本》、陈先发的《黑池坝笔记》、侯马的《他手记》、韦白的《老D的梦境》、唐欣的《北京组诗》、谯达摩的《世界之王交响曲》、周瑟瑟的《中关村的乌鸦》、庞清明在《南方乡镇》、洪烛的《西域》、徐江的《杂事诗》、南鸥的《火浴》、余怒的《猛兽》等。这里所列举的还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但这冰山一角颇能说明一些问题。“中间代”诗人的这些长诗几乎都是巨型长诗,一般都篇幅浩大,结构复杂,主题宏大,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深邃的思想,对传统的长诗观念既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新的确立。在“中间代”诗人这里,长诗的艺术形态似乎有某些重大转变,很难再用传统的定义去限定,“中间代”诗人的长诗观念与他们的艺术抱负联结在一起,带有“中年写作”的壮阔气象。这些长诗都是“中间代”诗人长期以来苦心孤诣创作的结果,从创作过程来看,有些长诗可能是在灵感的催发下写作的,存在一些创作爆发性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由长期的艺术磨砺所形成的综合效应,也与新世纪诗歌转型的整体情境有关,在以诗人出生年代划分诗群的格局中,“中间代”诗人的年龄已经成为短板,而他们的创作实力则处于相对优势,在无路可退的局势下,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长诗创作上来,应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有利于发挥他们的创作优势。由于这些诗人的长诗具有某种代表性,可以说明“中间代”长诗的基本特色,也折射出“中间代”长诗创作所面临的共同处境。

在诗歌严重边缘化的当下文学格局中,“中间代”长诗的出现具有逆向而动的性质,由短平快的阅读趣味所形成的普遍风气实际上对长诗写作是非常不利的,但“中间代”诗人力图扭转这种普遍的偏见,他们的长诗创作不仅包含着这个时代真实的精神图景,也孕育着这个时代健康的精神向度。比较系统地阅读这些长诗,其实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与这些真实的灵魂进行对话需要站在一定的高度,需要合适的时间和距离,同时这些长诗几乎都是痛苦的,这就决定着阅读这些长诗也是痛苦的,此外还有痛苦之外的丰富和深刻。在我看来,“中间代”长诗表现出鲜明的内在特质:

一、充分个性化的实验性写作。

“中间代”诗人的长诗写作风貌各异,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差异,但在这一差异的后面,则又表现出实验性写作的共通性,“注意多元技巧综合的创造与调试”[②]。新世纪以来,“中间代”诗人的写作普遍趋向成熟,他们的艺术追求大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也特别重视在创作中展示自己的艺术个性。在大量短诗写作的基础上,他们已经积累较为丰富的创作经验,而在长诗上展露自己的艺术才华,对他们来说是恰当其时的冒险意识。在创作个性上,他们的长诗写作具有延展性,与他们过去的写作并没有形成断裂,而是表现出某种内在的一致性,他们的创作个性在长诗写作中得到进一步的扩展,有向纵深开掘的阔大视野,相比此前的创作,写作的个性化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层面。“中间代”长诗写作的实验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几乎是对此前长诗写作的一种整体性拓展,往往在大胆的冒险中引入新奇的诗学观念和艺术技法,形成多层面的实验性格局。新世纪以来,“中间代”长诗普遍都受到过后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碎片化场景和对中心的冒犯,对常规逻辑的抵触和现实场景的变形变异,对边缘的渴望和失去生存方向感的徒然挣扎,向内心幽暗的突入和孤绝中无可奈何的叹息,人性被撕裂的创痛和反思中的犹豫,日常诗性的重新发现与扭转,在他们的长诗中大量出现。

作为“中间代”概念的首倡者之一,安琪的长诗创作量很大,出版有长诗选集《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收有长诗86篇。对长诗写作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数字,实际上她创作的长诗还不止这些。她最有代表性的长诗当属《轮回碑》,这是一个大型实验性文本,在芜杂中充满着极为复杂的碎片式组合,来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启示,大概是构成这部长诗的主要艺术资源。这部长诗似乎显露出超现实主义自动写作的痕迹,纷繁的意象和大幅度的跳跃,脱出常轨的逻辑和联想,以及词语的暴力性组合,可能使读者产生某种阅读障碍,但透过诗中对当代精神变异的深度解剖和对荒诞世相的刻意放大,长诗的基本主题指向仍然清晰可辨。伊沙的长诗创作则代表另一种路向,他在民间化道路上同样显示出离经叛道的性质,他也是在长诗的实验性道路上走得很远的一位诗人。他的长诗《唐》、《蓝灯》、《灵魂出窍》都带有鲜明的实验性质,代表口语写作在长诗写作上的有效实践,在新世纪以来的长诗写作中似乎具有风向标意义,其带动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当然,由长诗写作的实验性所带来的后果也值得注意,也有一些长诗缺乏结构上的内在统一,实际上是同一主题下短诗的拼凑或短诗的集结,也有的流于小题大做,缺乏长诗丰富的内涵,还有的流于实验性的简单尝试而缺乏明确的艺术目标,等等,不一而足,值得深思。

二、象征笼罩下的现实维度与批判意识。

“中间代”诗人的创作立场和诗学观念并不一致,不同诗人之间也可能纠结着对长诗理解的巨大分歧,长诗的文体复杂性在不同的诗人那里虽然受到谨慎的对待,但仍然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中间代”诗人的长诗写作固然各擅胜场,诗人的艺术个性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他们的长诗往往在巨大的差异下也呈现出某种共通性的诗学追求。“中间代”的长诗大都追求复杂的结构和主题的深刻,追求艺术上的新奇效果,对诗歌技艺的完整和圆熟有比较自觉的意识。从具体层面来看,“中间代”的长诗大都有一个整体象征的基本构架,在这一构架下有对现实的深刻反映,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这种构架方式的普遍采用,可能与长诗结构上的难度有关,也与追求对现实的深度反映有关,一方面,要找到适合长诗的结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把现实转化为长诗结构中充满血肉的一部分更不容易,而在象征与现实形成对照的视野中可以达到这种效果。诗人主体性的凸现,与现实的短兵相接,是“中间代”长诗的一个鲜明印记,但同时需要注意的,“中间代”的长诗又并非直接介入现实,而是在象征的层面展开现实的复杂性与时代的晦暗状态。象征的效应更多表现为一种现实投影,诗人的批判意识蕴含在这种晦暗的投影之中。

整体象征在“中间代”诗人的长诗中几乎是笼罩性的,在这种笼罩下,长诗的现实维度往往显示出时代的纵深感,因此,“中间代”诗人的长诗往往显示出一定的思想高度,与这种结构处理方式是密切相关的。老巢的长诗《空着》在整体上呈现出一个开放性的象征结构,表现出诗人极为复杂的情绪和深刻的怀疑精神,是一部耐人咀嚼的作品。诗人在一种现代性视野下来审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其中包含着诗人对于时代隐秘的发现。在长诗中,“空着”不仅成为长诗凝聚诗意的象征载体,而且是世界基本状态的真实表现。诗人把抽抒个人情思和坚硬的哲理内核融合为一个极具张力感的象征型结构,空而不空,透彻而不透明,对现实有一种极为清醒的批判意识。南鸥的长诗《断碑,或者午夜的自画像》也值得注意,诗人在个体性的疼痛中所植入的是一种总体性的时代悲剧,在自我的画像上叠加一幅时代的画像。在这首长诗中,时间和命运纠结在一起,自画像所暗示的并不仅仅只是个人的命运和个体的历史,而是借助个人自画像所呈现出来的时代断碑。祁国的《晚上》是在一个行为艺术家的梦游情景中展开的,现实的荒诞化,或真实与荒诞的错位构成这部长诗的基本特色,出现在诗中的一切事物都是非常态的,所有的事件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人物则是符号化的,这一切构成一个隐秘的象征世界。诗人把对人生问题的严肃拷问转化为游戏人生的荒诞形态,用充满机智的诗性语言呈现出当代精神生活的真实状况。

三、追求由整体创新所形成的创制意识。

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格局对“中间代”诗人的长诗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中间代”诗人表现出非常强烈的身份焦虑,他们既是年龄上承上启下的“中间代”,也是艺术上继往开来的“中坚代”,这使他们普遍有一种非常紧迫的艺术使命感。“中间代”诗人热衷于长诗创作,他们的艺术诉求也在长诗创作中表现得异常强烈,与这种身份焦虑有非常深刻的联系。他们普遍把长诗写作作为一个挑战的目标,希望通过长诗写作实现自己在新世纪的创作转型,或者通过长诗写作表明自己的创作实力,把自己的创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他们大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整体创新意识。这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创作野心,创作的黄金季节即将过去,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催促他们拿出自己的重头作品,这可能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心理因素。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创新几乎是整体性的,覆盖长诗写作的各个层面,巨型长诗是他们处心积虑的创作目标。“中间代”诗人的长诗在篇幅的浩大上远非一般长诗可比,动辄洋洋上千行,由篇幅的浩大所带来的结构上的难度也是一个需要用心处理的问题,更关键的因素,大概还是长诗的内涵与主题所包含的复杂性也远远超出一般长诗的限度。“中间代”诗人的长诗创作在整体创新中有着非常明确的创制意识,一般长诗已经很难满足他们的创作欲望,而是大胆突破一般长诗的体制性约束,在巨型长诗的可能性上进行深入的探索。应该说,他们的探索已经走得相当远,其中包含着很多成功的因素。

在巨型长诗的创制上,一些“中间代”诗人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值得一提。安琪的《轮回碑》是独语体,诗人在浩大的篇幅中似乎始终沉浸在自己内心的冲突,而危机则始终无法化解,诗人的独语既是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也是在长诗体制上的一种大胆试验。她的大量长诗都包含独语的成分,但又在独语中展示出一种强悍的语调,这可能是安琪长诗的富有特色之处。伊沙的《灵魂出窍》、《蓝灯》是日记体,在诗人个体的日常经验中展开对生命的诗性言说,把诗人在生命中一个特殊时段的内心图景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哲思和人生感悟,在日常的碎片中包含着对生命的彻悟。在新世纪以来的长诗写作中,侯马的长诗写作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他的长诗“手记”系列包括六部长诗《他手记》、《进藏手记》、《梦手记》、《镜片手记》、《七月手记》、《抗震手记》和组诗《访欧手记》[③],这些长诗均以手记的形式布列诗行,突破诗歌的规范形式对于内容的宰制,铺排取意,似乎信手拈来,然而都呼应诗人的内心,是从诗人的灵魂中掏出来的血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手记》,这是一个奇异的长诗文本,“我”在文本中完全退场,“他”成为唯一的主角,然而“他”是谁,这同样是一个问题。读者根据长诗隐含的提示,可以发觉“他”代表诗人侯马自己的一部分,但也许仅仅是一部分而已,还有更大的一部分是发散性的,蒸腾在对生命存在的诗性叩问中。西川的《致敬》和《镜花水月》是散文体,远村的《大飞》、王明韵的《不死之书》是诗剧体,陈先发的《黑池坝笔记》是笔记体,老巢的《空着》、祁国的《晚上》是荒诞体,也都在巨型长诗的创制上有独到的尝试。巨型长诗的创制并不只是一个篇幅扩大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到长诗写作一系列内部问题的调控。巨型长诗的实验也包含着巨大的难题,其中涉及到一系列的相关性问题,也有待于“中间代”诗人去攻坚克难。

“中间代”诗人的长诗写作是一种典型的实力派写作,在新世纪诗坛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和示范性意义。“中间代”长诗创作的缺失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诗性空间的深度开掘和多维扩展上应该接通与民族诗歌传统的真实联系,把借鉴西方诗歌文化资源和吸纳民族诗歌文化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真正化为民族诗歌母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对于诗歌实验的有效性和原创性内核的理解,“中间代”诗人也许需要在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视野下进行必要的反思和适当的调整。“中间代”的长诗创作可能仍然没有剥开时代的精神实质,与抵达时代的精神内核深处尚有一定的距离,但诗人对于时代的承担与忠诚却是无可置疑的。另一方面,“中间代”诗人的创作仍然任重道远,“如果说‘中间代’诗歌从较早时期的少有关注、备受忽略到现在已经‘逆袭’成功的话,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其诗歌文本的创造性和水准,‘中间代’的诗歌概念实际上并未完成,仍在进行之中。”[④]这也是“中间代”长诗写作在新世纪所面临的处境,同时也是值得期待的前景。                 

 

参考文献:



[] 安琪:《中间代,是时候了!》,《诗歌月刊(下半月)》2006年第10、11期合刊号。

[] 罗振亚:《凭文本支撑的精神鸣唱:“中间代”诗歌论》,《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 这些长诗均收入侯马长诗集《他手记》(增编版),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 王士强:《互否的言说,或成功的逆袭——叙述中的“中间代”诗歌》,《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星星·诗歌理论》2014年第8期刊发。)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960670102v4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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